无论《理想国》有多少社会主义的性质，——柏拉图是一名贵族，如果当时有贵族的话——其主导思想仍是每一个人对国家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把个人自由交付给共同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始于阿那克萨戈拉，继而由普罗泰戈拉给予强调，而在苏格拉底那里获得实践基础的那种个人主义的顶峰。柏拉图非常厌恶当时的民主制，因为这种民主制只是产生民众暴乱和政治欺诈的肥沃土壤，苏格拉底受审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厌恶感非常奇怪地推动着柏拉图去构思一种理想的新的社会秩序。斯多葛学派追随柏拉图继续坚持个人的主权和平等权利，斯多葛学派后来的信徒把保存着早期罗马民众主权的理想残片收集起来，将它们写入罗马典章作为西方政府的法律基础。他们的主导观念就是人的精神尊严、人对其环境所具有的至上性，既适用于奴隶也适用于自由人。基督教来了，把关心弱小社会成员的学说纳入了宗教。哥特人的入侵——威胁着要彻底摧毁已有的社会秩序——给个人权利和对自由的强烈热爱增添了新的解释。凡此种种都成了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的训练。
（一）自由城市的产生
罗马法典建立之后，使欧洲走向民主制的下一个伟大推动可能出于自由城市的成长，时约公元10世纪末。基督教当时已经呈现下降态势，在它最有活力和动力的地方已经出现这样一种信仰，千禧年标志着基督时代的终结和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一信念引起大规模地释放奴隶。因为这个世界就要终结，再拥有奴隶不会有什么好处。也还因为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都教导说，奴隶与主人有一种宗教上的平等，在现世承认二者间的平等就能解除在来世获得拯救会遇到的麻烦。这样一来就使得欧洲社会最有能力的成员摆脱了他们的主人——熟练工人、商人、匠人。这些人聚集起来进行自保和贸易，行会制度在欧洲的技艺和管理中开始具有重要性。在行会中，每一加入该会的匠人都与行会保持一致，各种行会联合起来组成政府。这样一来，在民主方面就产生了一种更加广泛、更加成功的努力。大量的财富和力量涌入自由城市，使它很快就被其他力量当作独立的国家来对待，并在欧洲人的心灵中点燃了民众主权的理想，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产生的作用。尽管由于有组织的政党、帮派、僭主的出现，使这些城市政府遭到挫折，就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一样，但一种更加广泛的自由理想保存了下来。